与失败者站在一起-斗欧前哨-新京报电子报

　　准考证号：201204

　　考场：新京报社

　　姓名：张路平

　　性别：男

　　科目：语文

　　19分

　　起哄型球迷

　　1、谁赢都笑（只要有进球就高兴，当浮一大白）

　　2、谁输都哭（真是菩萨心肠，永远会同情弱者）

　　3、绝不低调（用不着为支持的球队攒人品，欧耶）

　　【看球宝典】

　　1、看比赛的地点越舒服越好

　　2、准备好庆祝用的啤酒和花生

　　3、准备好悲情流泪用的纸巾

　　福建卷

　　●冯骥才说，“运动中的赛跑，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；人生中的赛跑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。”根据以上材料写一篇800字的作文。

　　在足球场上，运动员的奔跑是为了比赛的胜利。在高考的赛场上，学子的努力是为了有个美丽的人生。

　　足球和高考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刻痕。它们曾重合。

　　1982年高考的前夜，很深的夜。我偷偷翻墙，溜到隔壁的院子，看世界杯决赛转播。那院子是一家粮站，当时著名的高帅富单位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。第二天迷迷糊糊上考场，满脑子都是佐夫那张褶皱的脸。那年的作文题，我多么希望是“论意大利的夺冠历程”啊，但好像是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多么刻板的题目。当时对于作文，我有个照例的写法，无论什么题材，怎么绕，都要回到“振兴中华”和“四化建设”的中心思想上来。我确信阅卷老师希望我做到这一点。我也确信自己做到了这一点。分数做了证明。

　　我并没有就此痴迷于意大利队的链式防守，更没有去崇拜抽着大烟斗的酷男贝阿尔佐特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我时不时会重重地叹一口气，再叹一口气，为西德队的功亏一篑。在四年之后西德队又被马拉多纳打败后，我更加不可救药地跟失败者站在了一起。具体到一场比赛里，我则始终是落后一方的第12人。这种奇怪的心理现象，后来在我的基本价值观中找到了映射之源。那是一个爱跑步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替我说出的，在坚固的高墙和易碎的鸡蛋之间，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。这种逻辑的作用也是极其反动的，以致被我选择站在一起的队，最后都沦为碰在高墙上的鸡蛋，比如1988年欧洲杯后的荷兰，彻底绝缘“两杯”冠军。当然还有我以它为业的中国足球队。

　　我最早爱上荷兰，不是因为米歇尔斯飘荡的进攻大旗，而是古力特和里杰卡尔德贫下中农的肤色。上世纪的欧洲杯赛场，大多数队伍都是一水的白人，英格兰偶有例外，唯荷兰一直黑白混杂。从小受的革命教育告诉我，黑人的老家在非洲，亚非拉人民是一家。这一大家子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，我们是解放了，其他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。只要一看到黑皮肤，就想起刘文彩水牢里挣扎着的农奴，感情上自然就贴上去。然后心底会高呼一声：让我们一起来反抗万恶的权力、金钱和历史的旧秩序吧。

　　后来我知道了，古力特和里杰卡尔德在荷兰队，地位等同于球霸。而且压根不知道我的存在。这彻底摧毁了我童年就铸定的逻辑模式。从此，在欧洲杯上，我找不到自己跟任何一支队的感情关联。我没有主队，回到了同情弱者的原点。

　　当然，一度，我也想靠山吃山，凭借自己对足球的深刻认知，投身足球博彩的汪洋大海，捞几条大鱼尝尝。试了几把，眼看就要被大鱼钓到海里喂王八，惊恐之余赶紧收手。一个队为什么赢，为什么输，既往战绩、球员身价等“硬知识”，在左右比赛的因素中，充其量也就占30%，而剩余的70%软空间，答案则是无限开放的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言之成理。这种多元、混乱、荒谬性，正是足球的最大魅力。而这也意味着，预测专家的存在，压根就是一个笑话。信专家不如信章鱼，而那条鱼，还死了。

　　我印象至深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。2002年世界杯前夕，中国队在澳门跟葡萄牙队热身，体坛周报编辑部大兴猜比分之风，每人下注100块，谁猜对钱归谁。都是专家，都有自己的足球判断，有的还从前方弄来内料做参考。现任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的魏寒枫，睡眼惺忪地扔出一张百元大钞后，问什么比分还没人下，他下好了。然后趴在办公桌上接着呼呼睡去。等一觉醒来，钱都归他了。而那时候，魏在我们眼里，纯属外行。

　　后来我还有个重大发现，基本上，越是高考高分，越是赌球低能。输得惨不忍睹。应试教育下的好孩子，痴迷于唯一标准答案，这跟足球的本性压根就相悖逆。足球是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的，这一点有如人生，每个人、每个球员都可以体现自己的精彩。

　　□张路平（《全体育》总编）

　　【评语】 运动中的赛跑是指田径项目，怎能因为是足球迷就盲目写成足球？该篇严重跑题，罚考生重写。

The End